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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乐天,晚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另有广大教化主的称号。祖籍山西太原胡族后裔[2][3], 生于河南新郑唐代文学家,文章精切,特别擅长写诗,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作品平易近人,乃至于有“老妪能解”的说法。
白居易早年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关怀民生,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晚年虽仍不改关怀民生之心,却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多时放意诗酒,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两人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伙伴。晚年白居易又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为“白刘”。
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时就已广为流传于社会各地各阶层,乃至外国,如新罗、日本等地,产生很大的影响。重要的诗歌有《长恨歌》、《琵琶行并序》、《秦中吟》、《新乐府》等,重要的文章有《与元九书》等。

祖籍与家世

据史籍记载,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1][4],后来家族迁徙至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5]陈寅恪根据白居易堂弟白敏中被人称为“十姓胡中第六胡”及《白氏长庆集》中的记载,考证白居易祖先是西域胡人,但早已汉化。[6]此后学术界多同意此说,姚薇元就以白敏中、白居易及其祖先白建为西域胡姓。[7]顾学颉进一步考证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国王族[8],魏长洪则考证白居易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9]。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反驳陈寅恪的观点,他认为白居易出于西域胡姓不可靠[10],文艳蓉也认为白居易出自胡姓有问题。[11]
白居易的祖父白锽,曾任枣、巩二县令。父亲白季庚,唐德宗建中年间任彭城令,对抗李正己的叛变有功,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等官职,并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后来历任衢州、襄州别驾[5]。白居易的外祖母也是白氏出身,因此白居易的母亲陈氏,与白家之间本有血亲关系。

早年生活(32岁以前)

白居易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生于河南新郑,后因战乱等因素,迁徙于越中、衢州、符离、襄阳、洛阳、长安等地。[1]青年时期家境贫困[13],对社会生活和百姓疾苦有较多接触和了解。787年,白居易至长安,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到白居易的姓名时,曾调侃地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至看到他的诗篇,才感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14]
799年,白居易开始投入科考。800年进士及第,随后回家乡探望亲戚。802年试拔翠科及第,与同时及第的元稹订交,成为终身的好友。803年授秘书省校书郎[5],定居于长安

长安与早年的仕官生活(32岁—44岁)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周至县)尉[5]。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1]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5],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16]。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5]
作品例举:《策林》[1]:3436、《长恨歌》[1]:659、《秦中吟》[1]:80、《新乐府》[1]:136、《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江州与贬谪生涯(44岁—49岁)


宜昌三游洞诗人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5]。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1]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17]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18]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15]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5]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1]
作品例举:《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1]:956、《与元九书》[1]:2789、《访陶公旧宅并序》[1]:362、《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1]:1053、《琵琶行》[1]:685、《游大林寺序》[1]:2755、《草堂记》[1]:2736、《与微之书》[1]:2814、《李白墓》[1]:1099、《三游洞序〉、《东坡种花》。

苏杭的政绩(49岁—56岁)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19])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1]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16],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20]。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21]
现在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15]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作品例举:《江楼夕望招客》[1]:1373、《冷泉亭记》[1]:2764、《钱塘湖石记》[1]:3668、《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1]:1624、《对酒吟》

洛阳与晚年生活(56岁—75岁)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1]葬于龙门[4](今龙门石窟之白园)。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1]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22]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23]
作品例举:《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1]:1463、《池上篇并序》[1]:3705、《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1]:3735、《修香山寺记》[1]:3689、《醉吟先生传》[1]:3782、《不能忘情吟》[1]:3810、《赠梦得》[1]:2477、《佛光和尚真赞》[1]:3814、《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1]:2550、《白氏集后记》

子孙

白居易独子白阿崔早亡,过继兄白幼文之子白景受为子。白景受官至孟怀观察支使,生白邦翰,司封郎中。白邦翰生白思齐,郑州录事参军。

文学成就

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24]。他曾自己编辑自己的著作,名为《白氏长庆集》(或《白氏文集》),共七十五卷[25],现存七十一卷。[1]
白居易对文学创作非常地投入,少年时认真地投入学习,甚至到影响健康,提早出现衰老的症状。[18]他曾以诗仙诗魔自比,形容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投入[26]
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诗人,白居易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已经得享盛名,广泛流传于各地、各阶层[18][27],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28]他的作品也流传至日本新罗[25]等地。在早期的日本,《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学汉化的最重要依据。[29]

[编辑]理念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自己人生哲学(道)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18]胡适归纳白居易基本主张:“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讽雪,弄花草而已’。”[30]白居易的诗歌理念与元稹一致。陈子昂李白古诗作品、以及杜甫写实作品,对元、白的诗歌理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31][30][32]
对于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刘大杰认为白居易“作了大胆的批判和正确的评价。”[33]胡适肯定白居易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改善时政的意图,但也认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过于狭隘的缺陷。[34][35]白居易对前人诗作,也因他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相冲突的评价。例如《与元九书》里,认为是“六义寖微”的时代,而有“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的批评;然而白居易不但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的诗作,也曾明确地表示仰慕陶渊明的为人。[36]

[编辑]诗歌概述

他的诗歌现存近三千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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